与孔府血脉相连的国学传人

●记者印象:母亲的目光永远在她身后

走进柯兰的明德国学馆，迎面一尊孔子半身塑像安静地与你相对，恍然间就有一种穿越千年风云的感觉。而这所国学馆的主人——柯兰女士正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女孔德懋的女儿。

2010年3月末，津城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跑到柯兰所在的明德国学馆，和来自河西区各中小学的二十多位老师一起，老老实实地听了一堂国学吟诵课，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辛弃疾的《破阵子》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弟子入则孝》，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地学着，吟着，这时，我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座位上见到了正在认真听讲的柯兰。

应该说，她是这间教室里最年长的“学生”了，但她却听得格外认真。当讲课结束的时候，她走上前，先给那位比她年轻好多的男老师深鞠一躬，又给在座的所有老师们深鞠一躬，既表示她的感谢，更表示她对先贤与传统文化的尊重。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曾经当过河西区副区长和区政协副主席，竟然如此的谦卑与虔诚，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这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再次来到了柯兰的明德国学馆，与她握手时，感到她的手冰凉，格外寒冷的春天，在这间停了暖气之后的阴面房子里，我们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孔子的塑像伴在身旁，孔子的思想穿越时空，我们忘却了寒冷，完全沉浸到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原以为，如此正宗的圣人后裔，出自名门的金枝玉叶，应该是一个温婉诗情的女子，不管她多大岁数，从小读着四书五经、吟诵着先祖圣人的古训，内心一定是柔软而儒雅的吧！

然而我错了，就算她是听着《论语》出生的，经过了新旧中国70多载如此动荡不安的岁月，她也不可能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女子了。

真实的柯兰，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男孩子性格，而她的母亲——那位孔子第77代嫡孙女孔德懋，也从来没有用三从四德的道德枷锁束缚过她。母亲甚至没裹过小脚，并且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需要年轻人保家卫国的时刻，以深明大义的胸怀，把只有14岁的女儿柯兰送到鸭绿江边，走上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少女柯兰目睹了阵地上无数战士的鲜血与战友的牺牲，那种坚强与勇敢便铺就了她生命中最初的底色。

然而，当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和伟大的理想从朝鲜战场归来，当别的战友都进入到国家一些重要的工作岗位时，她却只被允许到小学去当教师。在此后的数十年人生中，在中国大地上一次比一次更风高浪急的政治运动中，孔家与柯家，“封建主义”加“海外关系”，家族的历史像沉重的大山一样，成了她背不动也得背的“政治包袱”，她永远都是“另册”中的一员。而天性强硬的她又几乎一生都在为此而拼命抗争！“文革”中，当孔府院中的石狮子都被砸烂了的时候，她却一个人苦苦地与命运抗争，一次次奔波在到北京上访告状的路途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欲哭无泪的日子，挤在乱哄哄的上访人群中，她不服，她绝不屈服！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没有一点孔子之道的温良恭俭让，命运把她锤炼成了一个执著而坚韧的女人！

上世纪70年代末，当冬雪终于开始融化，东方露出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她又踏上了寻根问祖的征程。夜雾沉沉，车轮滚滚，她坐一夜火车终于回到了梦中故园——山东曲阜。孔府、孔庙、孔林……那是她生命中无法割断的血脉。就在那尚未整理、还处在浩劫后一片狼藉的孔府老宅中，面对母亲早年曾经睡过的木床，爬上孔府东学临街高墙的土坡，千年风云默默地在心中穿过。到了夜晚，在连灯都没有的深深庭院中，她独自一人，徘徊在幽暗的石径上，伫立在古老的墙壁前，冥冥中仿佛有一束光在头顶照耀着，她知道，那是先祖们的灵魂在与她对话……

于是，她写出了一段又一段孔家的故事，在海内外的报刊上陆续发表，最终出版了《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一书。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孔府秘事》并搬上了银幕。

动荡岁月中，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的生活，婚姻失败后她独自扶养孩子长大。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国学热于不知不觉间开始在中国大陆悄然蔓延开来，曾经的“焚书坑儒”、 “批林批孔”都没有让这位孔圣人灭绝于世，相反，无论是央视的《百家讲坛》，还是前不久刚刚大热的电影《孔子》，以及如今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国学成了中华文化的本源，而孔子则是一位无可替代的“代言人”。

虽年逾古稀，但总算熬到了这一天了！2006年，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柯兰以一种势不可当的热情一鼓作气地创办了明德国学馆，圆了她生命中最执著的一个梦想。然而，办这样一所完全是公益性质的教育机构，在当今这样一个什么都按价论值的商品社会，它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虽然得到了市、区领导的支持和热心人士的帮助，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国学、不计报酬的热心“义工”，但困境仍然需要她去面对，难题仍然需要她去一点点解决。好在孔家的家传中从来就没有享受这个字眼，更不要说什么奢华。在柯兰和她母亲的记忆中，朴素与谦恭才是孔家的家风。于是她自掏腰包、百折不挠，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地将国学馆支撑至今……走到今天，甘苦寸心知！

如今仍然健在、已95岁高龄的母亲孔德懋在女儿书的序言中写道：“人活于世，有两个不可改变，一是先天的出身、性情不可改变，一是后天滋养的水土不可改变。因此，山东人，孔府后，这两点便成了我和女儿柯兰的终生命定。我们辛于斯、苦于斯、甘于斯、乐于斯……”

●访谈录

记者：您小的时候您母亲给您讲过孔家的事情吗？

柯兰：我们家是这样，我母亲嫁到了北京的柯家，在西单商场后面的太仆寺街，那条街有两所大宅院，一所是我祖父的，另一所是我外祖父的。祖父柯家也是名门望族，祖父柯绍忞在清朝时是光绪的老师，后来也教过溥仪。辛亥革命时让他参政，他谢绝了，属于前清遗老。后来他做清史馆馆长，也做过国子监的总监，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编修了《新元史》，被北洋政府定为第二十五史，应该说是一个很著名的史学家。

记者：您的小学是在哪读的？

柯兰：在北京读的。还说我们家的两所大宅子，几乎占了多半条街。除了祖父柯家的之外，另外一所就是我外祖父——也就是孔家在北京的住所，算是别墅吧，是皇帝赐的。外祖父这边，因为平时他不去，就住了许多孔家的亲戚。我虽然出生在北京，但我们平时是不随便出门的，要出门就是从这所宅子到那所宅子去。所以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就是山东人的圈子，我听到的山东话比北京话还多。

记者：那您读的书是孔子的书吗？

柯兰：不是，在学校就是读一般的课文。但是回家要学一点古诗词，有时候要学一些《论语》、经书之类的，不多。

记者：新中国成立时您在哪？

柯兰：在南京。1948年年底，正如电视剧《北平的战与和》中演的一样，时局很动荡，蒋介石就让我舅父去台湾，并让他把厨师、佣人都带走。当时我们和舅父一起生活，按理说也应该一起走。可是我母亲总是热土难离，不愿意走。她以为舅父他们走了，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这一分别，海峡相隔竟是那么久！直到40多年后姐弟俩才在日本再相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接受新思想很快，读了很多像《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书。14岁我就入团了，还选我当了团支部委员和学生会的负责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也是热血青年啊，我就带着同学们去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

记者：您当的是什么兵种？文艺兵吗？

柯兰：不是，是特种兵。训练完我被分到了炮七师司令部，就是后来打上甘岭的那个部队。师部就在前沿。后来我们很多人又都被补充到野战医疗队里去了。我发表过一篇散文《战火中的小屋》，就写的这段故事。

记者：您小时候家族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柯兰：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4岁吧，我母亲抱着我到旁边外公的府里（孔家）认老祖宗。那院子是一进又一进的，最后挂着的就是吴道子画的孔子像。母亲指着像告诉我：这是咱家的老祖宗……

记者：您第一次回山东孔府是什么时候？

柯兰：我太小不记得了，我被抱着回去过。两千五百多年来，世代的子孙都守在故乡不走。到我母亲这一代，77代，一共只有3代离开故乡了，第一代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府当时的后代连夜把《论语》《尚书》等经典给藏起来后离开了故乡，现在孔府里不是还有“鲁壁藏书”那面墙吗。第二代是宋朝南迁时，当时是第48代子孙孔端友，陪着皇上一起南迁，这是朝廷的命令，不能不听。第三代就是我舅父孔德成，日本人想把他带走，日本人先把溥仪争取过去了，然后就想弄我舅父，因为他在老百姓眼里是一个精神领袖，是小圣人啊，日本人邀请他到日本去，他不去。“七七事变”前夜，为了不被日本人利用，不当亡国奴。舅父虽然很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抛弃祖业，到重庆去了。

记者：母亲对您有过什么样的教育？

柯兰：孔家的教育很特别的，我母亲都不裹脚，是大脚。当我舅父离开孔府老家时，我母亲告诉我她是深明大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潜移默化的。比如我要参加志愿军时，我母亲不但没有反对，支持我参军，而且还在会上讲了话，说“我支持我女儿”，还给我戴上“保家卫国”的大红花。这种家族世代的影响，尤其是在大事上，祖先留下的那种正道、正义的影响，常常就表现出来了。

记者：以您的家庭背景，“文革”中肯定在劫难逃吧？

柯兰：我被打入“另册”，舅父在台湾，一些亲戚在国外。无论是“横扫牛鬼蛇神”，还是“批林批孔”，我都首当其冲……那种大灾大难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太悲惨了！但是无论多么痛苦，我都不服，不认罪！一天夜里，我趁黑上了火车，跑到北京国务院上访站去告状……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您的噩梦就结束了吧？然后您就到《天津文学》当编辑了？

柯兰：对。其实我对学校还是挺有感情的，要不我现在怎么办这个国学馆，弄一批小孩来教。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很向往当老师，觉得老师是很神圣的一个职业。后来因为政治上对我不信任、不可靠才让我去学校的，所以我不能接受。

记者：我觉得您的性格是很坚持且坚强的那种，并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大小姐的那种弱女子形象。是男孩子性格，且遇事能顶得起来，不害怕。

柯兰：是。亲戚中也有人对我母亲说：你这个女儿生错了，应该是男孩！我上告时我就说，有事我自己承担，不牵连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弟弟，我的孩子，不就是坐监狱吗，我去坐就是了。那时候我在外面过得也不好，所以我也不在乎坐监狱。我不像旧式妇女，我们家里也不是像《红楼梦》里那样的生活，那种家风。比如，我们家里也有许多佣人。如果老妈妈（佣人）喊我：“小姐，吃饭了。”我母亲就会说：别喊小姐，叫小名。你是长辈，一个小孩子家，别叫小姐！不光我母亲这样说，孔家的家风就是这样。孔府里有几百个当差的，这些人在孔府里都叫“家人”，要尊重。

记者：您系统地研究孔家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柯兰：我小时候零零碎碎地就听说过一些。然后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我那时候还在小学里，还挺穷的，穿着一件破衣服，买了几个面包什么的，就回到了孔府收集材料。后来中央告诉我们可以回孔府祭祖以后，我一个人在孔府里住了将近半年。当时孔府里还很荒凉，院子里没有灯，晚上一片黑暗。我像老鼠似的，在孔府里上下游走，收集资料，不论是布满尘埃的老屋、角楼、库房，还是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甚至找出了一些母亲和舅父小时候玩过的小玩意，也看到了当年箱子里我外祖母的那些衣服……

记者：您是否有一种与先人对话的感觉？

柯兰：我觉得我在和死者对话。我走到一个地方，就想，我的外祖父曾在这里走过多少趟，他走的时候想过什么？这些祖先们，这些列祖列宗们，他们的灵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和这些先人们在进行对话，心灵的对话。

记者：您有一种没有人逼迫的使命感？

柯兰：对。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我特别欣赏。我就是五十多岁才开始走上寻根之路的。

记者：如今，您又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国学馆上来了？

柯兰：我这个国学馆是我自己创办的，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内心是一种安慰。虽然办得非常艰难，我却一直坚持着。我并不觉得苦，更多的时候在我心里会升起一种希望，因为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与我一起奋斗。

记者：我看，从2006年到2009年，您的国学馆做了那么多的事！

柯兰：我做了那么多事，只有微乎其微的资金。这些事我做得问心无愧。我做的这些事，如果说在天津是走在前头的，我愿意承认。去年七月，中央文明委的领导来检查，听我们的学生背《论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还亲自帮我们请教吟诵的老师，河西区政府也很重视。

记者：您办这个国学馆，不论多苦多难，但在您心里是很欣慰的一件事。

柯兰：心里很踏实。我感觉中华文化大发展，确实是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的机遇，好的环境。但这又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很艰难。文化的繁荣发展，绝不是像盖一座楼那样，它******的一个工程是人心，我们要把这种文化渗透到国民素质，渗透到我们孩子们的思想感情里，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仅靠官方是不够的，要靠民间的力量。这期间我接触了很多退休老师和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想做，但他们都很贫困，民间具有很大的潜能，但要发掘出来是很难的。

记者：这是不亲身经历所想象不到的。

柯兰：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弘扬中华文化是一种慈善事业，我就觉得我是在做一项慈善事业。现在教育扶贫、生活扶贫，最缺的就是文化扶贫。如果有了文化扶贫的话，那么我们民间的力量一旦起来是不得了的。我深深感觉，我有很多的想法不能实现。现在有许多家长来找我，他们都想把孩子交给我，让我教给他们国学，现在还有许多孩子不能凑成一个班，大的小的，几岁的都有，而且东南西北都有，有的从哈尔滨找来，有的从山东找来，我没办法，我不可能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教啊！我得请老师。虽然现在许多老师愿意无偿做这件事，但是也不能一点钱不给呀，他有许多实际的困难！如果我有钱，我能请许多老师，我可以开很多的班。可是现在不行啊！这30多个孩子一个班，一期一年，到现在已经办了三期了。一分钱不收，是世界红万字会台湾总主会天津办事处的主任、政协委员娄壮志大姐一直在资助我，我每年给孩子们上140个课时，还要办一些活动，还给孩子买一些文具等，为了能让国学经典走进当代社会，把中华传统美德融入百姓生活，我乐此不疲。

●柯兰简介

孔子第77代嫡孙女孔德懋的女儿。1936年在北京出生，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转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天津文学》杂志编辑。天津市河西区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退休后创办明德国学馆。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孔府秘事》，长篇纪实文学《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

●明德国学馆简介

天津市明德国学馆是由柯兰创办的一所民办公益性社会教育机构，成立于2006年。本着“让国学经典走进当代社会，将中华美德融入百姓生活”的宗旨，培养健康人格，提升现代中国人的素质，以青少年为主体，学习经典重在实践。国学馆创办至今，开展了大量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培训活动，先后在街道社区、社会团体、机关、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运用多种形式举行以《论语》为主的经典讲座近百次。2010年2月，在由天津市文明委召开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经验交流会上，柯兰受到表彰，荣获“天津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

文章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中国网